藝術設計的典範學習
有關藝術設計的典範學習,首先當然要確認藝術與設計領域有哪些令人尊崇的典範?接下來則是必需要將「典範學習」與「模仿抄襲」兩者之間必須加以釐清,「典範轉移」是整個理論、結構、系統、思想、概念或樣式的轉移,而非是單一事物的轉換或移用。就設計領域而言,可說是推動日本現代設計的勝見勝(Katzumie Masaru,1909~1983年)於1964年東京奧運會籌組設計委員會的頂層設計結構,率先引進「Design Policy設計政策」(即現代的CIS企業識別系統)的系統設計之整合模式,不僅是完成設計「物的系統性」,更重要的是同時執行「事的邏輯性」,以及建構「人的組織性」,透過一次國際大型賽會活動將參與設計的人事物建立明確分工、各司其職的完美團隊而成就一種新的設計典範。由於勝見勝及其團隊成功建立現代奧運設計的典範,因此將此典範廣泛應用至1970年大阪萬國博覽會、1972年札幌冬季奧運會、1975年沖繩海洋博覽會等大型賽會活動,成功地在國際塑造起日本的嶄新形象,更重要的是這套設計系統及運作模式影響到日後全球歷屆奧運會的設計,可謂真正達成「典範學習」的成功模式。(見圖2、3)
●圖2:1983年勝見勝往生之後,由於勝見勝對於推動日本現代設計具有卓越的貢獻,日本平面設計師協會、東京藝術指導俱樂部、東京字體指導俱樂部、日本插畫家協會、日本設計委員會在東京共同舉辦「追悼勝見勝」委員會,由龜倉雄策擔任主席,決議設置「勝見勝賞」並且編輯出版《勝見勝著作集》,由龜倉雄策、清家清、原弘三人監修,出原榮一編集,原弘裝幀設計,1986年由講談社出版,本套叢書計有:(1)美學‧教育論、(2)設計運動、(3)平面設計、(4)作家論、(5)隨想‧年譜共五冊,完整蒐集勝見勝生前所發表的論述,藉此得以認識其設計思維及參與設計活動的梗概
●圖3:勝見勝率先在日本引進「Design Policy設計政策」(即現代的CIS企業識別系統)系統設計的整合模式,不僅是完成設計「物的系統性」,同時執行「事的邏輯性」,成功地建立現代奧運的設計典範,並將此典範模式轉移至1970年大阪萬國博覽會、1972年札幌冬季奧運會、1975年沖繩海洋博覽會等大型賽會活動,這套設計系統及運作模式影響到日後全球歷屆奧運會、博覽會的設計作業,真正達成「典範學習」的成功模式。左上為龜倉雄策設計1964年東京奧運會海報、右上為福田繁雄設計1970年大阪萬國博覽會海報、左下為河野鷹思設計1972年札幌冬季奧運會海報、右下為戶田正壽設計1975年沖繩海洋博覽會海報
至於「模仿抄襲」則是將前後兩者的作品並列發現其中相似之處,雖然在設計學習及發展過程常常將模仿作為捷徑,但是最重要的是後面的作品必須要很快地跨越模仿抄襲的影子,進而建構出屬於自己的完整體系,建立出有別於前者的新風貌才是關鍵之所在。例如1927~1936年由石川欽一郎、鹽月桃甫、鄉原古統、木下靜涯所推動成立的「台灣美術展覽會(簡稱:台展)」,以及1938~1943年「台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簡稱:府展)」所出版的作品圖錄與1907~1918年日本文部省舉辦的「官辦美術展覽會」(簡稱:文展)、1919~1935年日本帝國美術院舉辦「帝國美術展覽會」(簡稱:帝展)、1936~1944年日本文部省再次舉辦的「文部省美術展覽會」(簡稱:新文展)三個階段的原色畫帖加以對照比較,得以推論出1927年台灣美術展覽會是晚於1907年日本文部省美術展二十年的官辦美展,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見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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